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祈祷与忏悔
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对弱善者是摧毁，对强恶者是鼓励。它直接导致了两极分化的社会现状，让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像巫师的魔咒紧箍在每个人头上。“你们彼此相爱”的信念面临挑战，并毫无例外地受到戕残。当貌似科学的生物主义对精神取向形成反动时，人类的互相伤害就变得理直气壮、习非成是了。
每个人在所有人面前都有罪，对所有人所有事都负有罪责。任何灾难只要是人类作为，每个人就都应该忏悔。因此，希特勒之后需要忏悔的，就不仅是纳粹党徒，而是整个德国民族，是全人类及其所有个体。它从反面告诉我们：一个不忏悔的民族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。
说到底是红会的官方性质连累了它自己。民众的意识里，官场是浑浊的，只要你是官场的一部分，就必须面对是否透明的质疑。任命委派、高官厚禄是不是一个弊端呢？慈善的力量永远来自辽阔的民间，红会的出路应该是下放民间，成为民间慈善的一部分。因为官方的救助叫担责不叫慈善，官员的工作叫守职不叫奉献。
红会的义务就是保证让捐赠实现捐赠者的愿望。它的手段是救助穷困，目的是传递爱与高尚的信仰。高尚的不是红会，而是无条件信任红会的民众。所以有必要思考一下理想红会的境界：它是爱的化身，它代表人间最美好的感动，它为苦难鞠躬尽瘁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它是寒天里温暖的一角，永远保留着社会的良心。
我们不相信商家的保证，不相信明星的代言，不相信你我他的表白。助人是作秀，承诺是忽悠，越是信誓旦旦就越值得怀疑。人在精神低谷里生活，高尚便是一件羞怯的事，无力而惨淡的只能是正派、善良、干净。但我们仍然希望做一个泥而不滓的人。假如你是灯光，你最需要什么？是黑夜，因为黑夜里灯光就有了价值。
假鸡蛋假香油假果汁，毒黄瓜毒木耳毒大米，假和毒的泛滥让社会公信度严重下降。这是监管的无力，更是人心的堕落。西藏人常说一句话：这些不讲因果报应的人。报应是信仰的底线，我们连底线都没有了。“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。”个人和社会都是这样。《易》云：“善不积不足以成名，恶不积不足以灭身。”灭身就是报应。
我坚信信仰的复活又一次成了人类的期待；坚信不是只有地震洪水雪灾才能唤醒我们的良知，不是只有战争流血死亡才能拯救人类的灵魂；坚信我们不是一个羞于纯真、清透、诚实、守信的民族，我们的国民素质虽然够惨够惨，但在不绝如缕之中，也还抱了一种升华提拔的希望。迷惘和混乱中，我一直在说：相信未来。
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，因为没有共同的信仰约束，我们已经习惯于诓骗。当许多人因忽悠而成英雄时，我们回报了傻笑，笑得很空洞、堕落、无奈。有时想，我们的生活居然在比赛诡诈和骗术，居然在提高狡黠、油滑和庸俗的能力。当良知走向泯灭，当话语成为骗人的话术，一句平平常常的真话，就能缔造一世豪杰。
盐的传说让我想到：为什么谣言会一次次左右我们？因为我们丢失了主心骨，我们六神无主。不安稳的感觉里，恐慌盘踞在心头，个人无法依靠社会，惶惶不可终日成为常态，不是核恐，是心恐。不应该嘲笑抢购者，而应该看到社会信任已然泯灭的事实。老百姓的头顶，庇护在哪里？为什么永远笼罩着奸商的阴谋？
说到喜剧，想起了卓别林。我们那些名噪一时的喜剧演员差了卓别林不止十个档次，不是表演技巧不如人家，而是缺乏精神高度和分辨是非的能力，缺乏鞭笞假丑恶的勇气，也就是缺乏信仰。他们屈从于十足的功利心和庸俗的娱乐心，而杜绝了走向艺术家的道路。要知道，艺术商人和艺术家，拥有的毕竟是两个层面的人生。
海吃海喝是日盛一日了，要是把饭局上的浪费全部折价存储，用来救济穷人，至少会有一亿人受惠。中国人的吃喝就像一场旨在消费军火的战争，每百发炮弹才击中一个目标。我有时望着狼藉的饭桌诧异：我们是人吗？电视上说，云南某地的学生从不吃早饭，中午吃水煮洋芋，晚上吃水煮白菜，一周尝一口肉末。悲乎哉，一天之下！
工商局长为自家制造的坏粽子大闹报社，此官员的无耻真是惊世骇俗。我们可以追究提拔他的上级的责任，也可以追究教育他的学校的责任，却无法追究他的灵魂的责任。他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，一个早已在绝望中丧失信仰的人。说真的我很可怜他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多么可恶，还以为是梁山好汉“该出手时就出手”呢。
我是一棵树，任猴子攀爬，鸟儿筑巢，自己葱茏自己；我是一河水，任礁岬拦阻，两岸喧哗，自己流淌自己；我是一片沙漠，任风卷丘山，寂杀万物，自己浩瀚自己。我是一官员，任腐潮滚滚、败浪滔天，自己干净自己。可是啊，我如果这样，就永远不能提拔。原谅我，百姓！我还想升迁，所以我只能是腐潮里的一朵浪花。
国人最缺乏的就是忏悔精神。污染了空气河流湖泊的企业家为什么不忏悔？坑死工人的煤老板为什么不忏悔？逼死人命、巧取豪夺的开发商为什么不忏悔？诸事不作为、推三阻四的行政官员为什么不忏悔？偶尔我们也会看到忏悔，那是在贪官入狱之后、罪犯临刑之前。“亡羊补牢犹未为晚”，天国不拒绝任何忏悔者。
我们在指责使用了瘦肉精、膨大剂、塑化剂、三聚氰胺等毒素的商家厂家，却不去追问这些东西是谁制造的？有人用国家上百万的科研经费研制了某种势必毒化人类的产品，国家又必须拿出数亿资金去消除这类产品的恶果。那些对国家、对民生不负责任，只顾自己获奖拿薪、得名得利的科研人员为什么不忏悔？
蛮荒的“文革”结束以后，我们迎来了“知识就是力量”的时代，却忘了稍有不慎知识就会由善美的力量变成邪恶的力量。核武器是谁发明的？核能力是谁开发的？当我们追溯深远的时候，卢瑟福和居里夫人们该不该出来领罪？他们说：我们有罪。因为他们知道：君子不器。意思是说，君子不是工具，他应该是道义的担当者。
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，科技在推动人类发展的同时，也让人类的自杀变得轻而易举。从切尔诺贝利到福岛，我们自杀了一次又一次。任何一种以牺牲环境和自然为前提的科技，都应该是魔鬼的双刃剑。我们建造了核电站，一场海啸便让我们在劫难逃。为什么我们在开发核能的同时，却没有开发出防止核泄漏的能力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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