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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高煦当然明白，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。
那些入国子监进学的土司子弟，与中原子弟一样受到汉家礼法约束与教育，思想得到了改变。
有些经过国子监学习的土司子弟，在回去继承土司职位后，施政方略出现了新变化。
例如云南北胜州之高策，九岁至京师入学，学成返云南入袭职，“位政之日，即禁止私人不得擅置田宅”，抑制土地兼并，使其管辖的北胜州“民乃安业”已然中土之官。
这个“用夏变夷”之策，永乐初期全面推广新科举制之后，仍继续沿用。
即便是朱高煦继位，改元乾熙，朝廷“用夏变夷”的方略也没有改变。
至于齐泰说的第二点，朱高煦知道这也有着其历史原因。
大明建立后，朱元章认为“元时为官，但贵本族，轻中国之士，南人至不得风宪，岂是公道？”
为巩固政权稳定，朱元章专门调整了对待治下归附蛮夷的政策，即“朕即为华夏主，华夷无间，姓氏虽异，抚字如一”、“夫好善恶恶，人情所同，岂间于华夷？”
他制定了“威德兼施”的治理蛮夷之原则，即“盖蛮夷非威不畏，非惠不怀，然一于威不能感其心，一于惠不能摄其暴，惟威惠并行，此驭夷之道。”
威是指军事上的威压、征服，德是指政治上的恩怀、德惠。
就在朱高煦沉思之时，齐泰接着道：“太祖为了安抚诸蛮，对待归顺诸蛮施行‘威德并用’之策，给予归附的蛮人首领授予官职，如土知州、土知县或者宣慰使，并在诸蛮所居要冲设立卫所。”
“如洪武二年‘以广西地接瑶僮，始于关隘冲要之处设巡检司，以警奸盗，后逐渐置各处’。”
“此外，太祖根据诸蛮实际情形，对其赋税进行减免，以及兴修水利，修建驰道，改善当地诸蛮的生产、生活环境。”
“其中规模较大的工程如洪武四年修复德兴安灵渠，可灌田万顷，洪武二十九年复修安灵渠以及修复云南滇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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